在文史中，不管是史，还是文，都不过是经(道)的载体。

一百年以前，废典过度，那是不对的。陆魁宏：回到你最初提的那个问题。

但后来中国又逐步搞商品经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矛盾吗？ 陆魁宏：过去共和国是计划经济，搞产品调配，不存在交换。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是从他那时候开始的，现在也不过时。如果从商业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基础。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总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洋务运动、曾国藩，把一个个时间节点按照顺序串起来，与时俱进，于是历史呈现一种螺旋形的发展形态，一些新名词、新概念也就出现了。过去对商确实比较忽视，商没有地位的。

舜帝在这方面还是作出了榜样的。哪怕你是写作的，你在这个商业环节里承担了写作的一部分工作，文章发表到媒体以后，还是要进入到商业流通、价值交换的环节去。所以，倘若按照孟子依据儒家血亲情理精神对于墨子兼爱说做出的批判，他自己的恻隐说也将因为否认血缘亲情的至上地位而沦为无父的禽兽。

[1—P78-79] 我不知道杨先生的啼笑皆非之感从何而来。相反，就像一个人只有坚持我是人、其他人也是人这个一视同仁的前提，才有可能做到我不仅应该爱自己、而且还应该爱他人一样，一个人也只有坚持对自己父母和他人父母一视同仁的前提（或者承认他们都是父母，或者承认他们都是老人），才有可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因此，恰恰是杨先生把父子不责善解释为父子不顶真才真正与《孟子》文本含义相距太远：既没有字义上的相关性，又没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也没有文本上的相关性，更没有哲理上的相关性——虽然这种解释在修辞对仗的工整性方面可圈可点。请看以下论证： 首先，在《孟子的误读》一文中，杨先生自己这样解读孟子的这段话：孟子又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指出孝子孝到极点，没有超过尊敬双亲的，尊敬双亲没有超过拿天下来养父母的。

或许，杨先生只是想通过上述无中生有的差异辨析，论证我揭示的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纯属子虚乌有。因此，在我看来，杨先生要否认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反驳我的观点，最有力的论证就是说明：当舜在窃负而逃中乐而忘天下的时候，当他把既无才又缺德的弟弟封之有痺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首先爱自己的亲人，而且同时也是广泛地爱有痺民众、以至爱天下的人。

[6—P12]相比之下，倒是杨先生自己曾在某种麻木不仁的心态中，讥讽我的这一观念离现实过于遥远，在理论上也缺少有力的证明，其可行性是很值得怀疑的。[1—P80] 以谆谆善诱的劝诫态度指导我如何读《论语》或《孟子》等儒家经典文本，几乎不约而同——或曰英雄所见略同——地成了每位对我进行强烈反弹的学界先生的例行公事，其中又以已出版过多部孟子研究专著、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为最，因为他在对我进行强烈反弹的每一篇文章中，都会诲人不倦地重复论及这一课题，仿佛由此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或修改先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还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在我看来，杨先生要论证推恩不是为了达到一视同仁的爱，恰恰应该首先说明：人们如何才能在坚持爱有差等的前提下——亦即如何才能在强调事亲为大的前提下、逐级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恩，而不是仅仅诉诸于爱有差等是儒家的基本主张、爱自己亲人的程度要高于爱其他人的程度这类不但不能解答上述问题、相反还造成了上述问题的儒家前提。爱自己的君主、丈夫、妻子与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君主、丈夫、妻子身上，这之间是有差别的嘛，有什么不可以？然而，据我所知，无论亚圣孟子、还是后世儒者（不知是否应当包括杨先生在内？暂且存疑），虽然积极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这种推恩在三纲中贯彻到底，明确要求君吾君以及人之君、夫吾夫以及人之夫、妻吾妻以及人之妻，仿佛这一类的推恩纯属荒谬绝伦。

这是否代表刘先生已经放弃或修改了先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所以，非常清楚，孟子说的父子不责善正是指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互批评。[2-P86]显而易见，这也是明白承认：舜的两个举动是在社会群体利益与家庭团体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家庭私利，亦即为了尽孝可以不顾社会群体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孟子的恻隐说与墨家主张天下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别，不能因为是自家的父母就多爱一分，是他家父母就少爱一分[1—P78]的观念是根本一致的。

换句话说，在这段关于恻隐之心的论述中，孟子并没有像杨先生主张的那样，要求人们首先对自己的子女怀有恻隐之心，然后才对其他人的子女怀有恻隐之心，并且爱自己子女的程度还要高于爱其他人子女的程度。他不仅将自己理解的观念强加到《孟子》头上，而且不顾《孟子》文本整体的含义，抓住几句话，随意做出自己的解释。

至于在确定哪些话语才真正体现了一部经典文本的根本精神时，我会着重分析这部文本在众多话语出现冲突时如何进行取舍的标准——举例来说，我就是通过分析孔孟在个体性为己、团体性孝悌、群体性仁爱出现冲突时如何进行取舍的标准，得出结论说：孔孟儒学的根本精神是强调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血亲情理精神。仅仅当作社会生活来看，容易读进去，但不容易提高，仅仅当作学理看，可以发现问题，却不容易融进去。

再联系到责字本义，把父子不责善理解为父子间不批评不道德的行为，显然要比把它理解为父子不顶真更切合《孟子》的原义。同时，我还明确承认：经典文本中的任何话语都是有意义的，不会仅仅由于孔孟曾经主张君臣父子、强调亲亲尊尊，就断然否认泛爱众、恻隐之心这些命题的存在及其包含的普遍仁爱理想，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我接触到的范围内，杨先生的有关论述的确存在我所说的对儒学的单向性态度或原教旨主义倾向，表现在他虽然已出版过多部孟子研究专著、并且身为孟子研究的专家，但对《孟子》文本的解释留下的缺憾实在是太多了一点。众所周知，孟子虽然一方面大力强调特殊性的五伦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通过推恩把特殊性的人际情感扩展为普遍性的人际情感，但他只是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从来没有论及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推恩问题。明眼人一望便知，虽然杨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几乎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像把怒解释为心急、上火发脾气，把反夷解释为使父子‘相夷影响情感等，却惟独省略了开头关键的五个字：教者必以正。这是因为，如上所述，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曾经向那种禽兽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主张靠拢，热情赞美传统儒家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的价值取向[2-P86]。

如此白纸黑字的文本证据，在我看来是杨先生绞尽脑汁采用任何方法都不可能予以否认或糟蹋的。四、以天下养不是以整个天下来孝敬自己的父母吗？ 我曾指出：孟子有关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皆由近及远，自易以及难。对此杨先生也提出了一点异议： 孟子这里的意思并不是不能要个人的私利，而是讲道德必须是纯粹的，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

其次，朱熹这段话是对孟子推恩之说很好的说明，是杨先生自己的一个评价，但不好意思得很，我实在看不出：既然杨先生没有费心对此做出任何论证，这一评价有什么理由仅凭自身就足以保证它也能像教皇宗座的手谕训令一样毫无谬误。近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界早已扬弃了儒家只准讲义，不准讲利的陈旧观念……在学界对孟子之利有了较细分疏的情况下，刘先生仍然将孟子这段话作为孟子要求去除人欲之私的证据，不仅没有看到孟子这一论述包含的深刻道德意义，而且将其与墨子划为同类，讥之为无父，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刘先生指出：这其实是对推恩活动的一种误解。三、谁把孟子的恻隐说讥之为无父？ 我在一些文章中指出：孟子的恻隐说肯定了一视同仁的普遍原则，尤其是在去除人欲之私、主张普遍爱人、推出父慈子孝等问题上与墨子的兼爱说很难区别开来。为了根本否认孔孟儒学中存在我所说的这种深度悖论，杨先生明确指出：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所谓‘普遍性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的崇高理想。但根据我自己的体会，相比而言，在当前的情况下，前一条似乎更为不易。

如果真如刘先生所说，此章是孟子在公开宣扬腐败，两千多年来居然没有人能够看出这个重大破绽，古人受封建意识蒙蔽之深，刘先生得现代意识润泽之多，古人之愚笨，刘先生之高明，相差也太过悬殊了。第二，我将孟子论恻隐之心的这段话作为孟子要求去除人欲之私的证据，主要基于杨先生推崇的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的一个注释：内交、要誉、恶其声而然，即人欲之私也。

[1—P80]因此，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以善相责除了意指依据善的道德标准批评不道德的行为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意思？ 其次，在分析章子的案例时，杨先生一方面指出：‘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的话题是由章子其母得罪其父，章子全力相劝而起，并不涉及到什么‘不道德的行为。六、我是如何读《孟子》的 最后，杨先生又从对我的批评中，引申出一个应当如何读《孟子》的问题。

刘先生不顾《孟子》此章的整体含义，仅凭以天下养几个字便认定孟子此章是主张设法以整个天下或是所辖地区‘养自己的亲人，是不加掩饰的腐败宣言，实在是太表面化了。五、父子不责善不是父子之间不应批评不道德的行为吗？ 《孟子》中有两段文本阐发了父子之间不责善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把特殊性血缘亲情置于普遍性道德准则之上，主张父子之间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批评，以免贼害血缘亲情之恩。

另外，我曾通过具体的论证，指出朱熹依据爱有差等原则对孟子推恩说做出的解释是一种误解。对此杨先生又提出了异议： 父子不责善只是在处理父母和子女之间矛盾的时候不能过于顶真的意思，讲的是如何处理父子之间矛盾的方法，根本涉及不到对不道德的行为是否能够开展批评的问题。杨先生为了不让孟子的恻隐说陷入深度悖论而根本否认它包含一视同仁的因素，实际上是扭曲了恻隐说的原初内涵，贬低了恻隐说的深刻价值。[1—P80]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章子之父在未教的情况下便处死其母，这件事难道不涉及什么‘不道德的行为？难道杨先生认为，即便在当时亲亲而尊尊的历史背景下，章子之父的做法也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如果章子也像杨先生一样认为其父的做法完全合乎道德，他为什么又会为此事劝父呢——难道章子过于顶真、吃饱撑的？ 最后，《孟子》中还有一段文本也讨论了父子不责善的问题，其中指出：教者必以正。

[3][4]对此杨先生提出了异议： 爱有差等是儒家的基本主张，所谓普遍性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坦率地说，假如孔孟儒学只是旨在恢复周代的礼乐之制、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本不主张人与人普遍相爱，我会认为它早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在现代化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既不会费心对其展开批判，更不会劳神提出后儒家的构想。

至于杨先生指责我在学界对孟子之利有了较细分疏的情况下……仍然将孟子这段话作为孟子要求去除‘人欲之私的证据，我想回应两点： 第一，杨先生自己在文章中曾引用过我的一句话：墨子……旨在认同就连孟子自己也不会反对的社会性普遍功利。杨先生在文中也长篇引用了我的这段论证： 例如，朱熹在阐发孟子推恩思想时就说过：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

说到这里，我想起杨先生在一个注释中还曾这样注意到： 尽管刘先生对我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但他在后来的文章（如《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从传统儒家走向后儒家》，《哲学动态》，2004年第2期）中已不再以此章作为儒家有滋生腐败的负面作用的证据。二、推恩不是为了达到一视同仁的爱吗？ 我在一些文章中指出，孟子不仅像孔子一样主张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最终实现普遍性的仁爱理想，而且还比孔子更进一步，在著名的推恩说和恻隐说中肯定了一视同仁的普遍原则。